文｜理钊

自由既为个人之本性，从逻辑上讲，就不存在要不要有个人自由的问题，而应当是个人如何持育人之自由的问题。然而，个人自由是社会之敌。在强大的社会面前，个人自由这个生而具来的本性，却常常变成为社会的乞儿。这本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，却变成了一个需要人们不断为其存而辩护的被告。为何要保有个人自由，也就成了争讼不息的问题。结果变成了原因，常识为强词所颠覆掉了。所以，还是来理一理为何要有个人自由。

密尔在《论自由》中说：“一般说来，凡办理一项事业或者决定怎样来办，以及由谁来办那项事业，最适宜的人，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人。”他的这一判断，是基于他的个人自由观点之上的。在密尔看来，也只有个人更关心自己的福祉。而这也是构成个人为何要有个人自由的根本，或者说，这就是个人自由。

有谁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欲望、理想与目的呢？所以，密尔说：“作为个人，到了能力已臻成熟的时候，要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去运用和解释经验，这是人的特权，也是人的正当的条件。”他说，第一，保有和使用这一特权，有利于人的官能的进化。他所说的官能，主要是指人的知觉力、判断力、辨别感、智力活动，甚至包括道德的取舍。

在论证这一点时，密尔是从反面着手的。他说，人的这些官能，只有在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。凡是因循习俗做事情的人，是不作选择的。所以，他无论在辨别力上，还是在要求最好的东西方面，都得不到练习。在密尔看来，智力和道德能力也和肌肉一样，只有经过使用才会得到进展。所以，若是一个人的意见不是自己经过思考、辨别而作出的结论，而是采纳了那个已有的意见，就不能加强他的理性，反倒会减弱他的理性。

第二，个人拥有自由，“要由自己来选定自己的生活方案，那他就要使用他的一切的能力。这些能力主要包括：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；他要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；他要使用活力去搜集为作出决定所使用的材料，然后使用思辨力作出决定；作出决定后，他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考虑周详的决定。”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条密尔没有列出来的，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即他还要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或者决定所带来的后果负责，或者说，要有为自己所作出的决定的后果而负责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。

而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充分运用了这些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时，反过来，他的官能也在得到不断的使用和强化。而这个得到不断使用与强化的官能，又会使他在“选定自己的生活方案”时，更加得心应手，更加容易接近和实现他的目标。如果说，这就是个人自由的内容和形式的话，那么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个人的自由便越是丰满，而个人行使这个自由的能力，也就越是强大。因此，这也就可以理解，在个人自由得到充分养育的社会里，人为何变得越来越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原因。反过来，在一个没有个人自由，或者说是个人自由受到层层压制的社会里，思想为何会变得越来越狭窄，人越来越老气横秋，最后，人渐渐呈现出工具的样貌的原因。

当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，个人具有了活力，而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，自然也就生机勃勃、活力无限，这样的社会里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首创性的东西。这些东西，既有观念方面的，也有物质方面的。所以，密尔说，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，每个人对于自己更有价值，因而对于他人也就更有价值。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群体，就变得丰富、多样、多彩，生气勃发，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操感以更丰足的材料，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民族，不但使人更有活力，人也愿意成为这个民族中的一员。

当然，尊从本性的个人自由，可能会因为其强烈的欲望和冲动，而作出对他人有危险的举动——强烈的冲动具有危险性。假若不从结果上来判断，而只是从能力上来看，密尔说，“一个人的欲望和情感较为强烈和多样”，则说明这个人具有“较多的人性原料”。而这种能力，则既可以做较多的坏事，也有能力做较多的好事。对此，密尔的观点是：“欲望与冲动确是一个完美人类的构成部分，与信赖和约束居于同等地位。”“人们之能做恶劣的行动，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强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弱。”但是，这个世界“不能因为不知道怎样制作英雄，就连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弃掉。”这正如鲁迅先生在论及好的文学作品时所言，如果说生下来的不是天才，难道便不允许他生下来么。

持育个人自由，尊从人之本性，会因为“人的强烈欲望与冲动”而带来某种危险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却是人类社会保持前进精神（密尔语，即胜过习俗的趋向，又称自由精神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。密尔甚至将视为考察一个社会具有前进精神程度的指标，他说：“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，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。”我想，如何克服这一成本，也是考验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也许正因为人类看到了这一点，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，更多的是处于压制或者是限制个人自由的时期。基督教加尔文派的理论认为，人的一项大罪行就自我意识，“凡不是义务的，就是罪恶。”在他们看来，人性根本是坏的，所以任何人除非灭尽本性，就无所谓赎罪。除了向上帝投降的官能之外，其他的任何官能、能力和感受力，都可以压毁。毁灭它，不算罪恶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中国的先贤也是看到和承认人之自由本性的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儒为例，读其学说，可以感受到人性自由正是其立论的背景。所不同的，他不是要把人的这种生而有的品性发扬出来，而是要将其导入一条既定的规则，即以周礼为主干的秩序之中。基督教的加尔文派与中国的孔儒，所预设的对立物都是人之本性，即密尔的人之自由，所不同的是，加尔文所用的法子是毁灭它，孔儒所用的则是修束它。孔儒之道的起点是修身自守，终点是社会的完美秩序。中间路径是“日三省吾身”，所省者何？于君忠乎，于亲孝乎，于友信乎，均从他者着眼。所以，这一种观念便很合乎他者的口味，因为人，在群体之中，既是自我者，也是他者。孔儒修身之道，最后很容易落到他者的目标之中，即对我忠乎、孝乎、信乎？但不论是真的修身，还是他者规定的礼制，对于个人自由的戕害，都是根本性的，其后遗症至今未绝。

2018年1月7日